1972年，高二没念完我就离开了东山高中，而且，不但和学校说再见，就连家里都无法再待下去。我开始过着逃亡生活，再也没有机会在正式的教育体制下求学，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　　我跑到飞鹰帮的老大青龙家里去住，正式拜堂成为飞鹰帮的一员。他们安排我在中山北路一家厦门酒吧里当保镖。飞鹰帮在罗斯福路、中山北路、民权东路、敦化南路都有赌场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每个月从赌场里拿些钱给我。因为我花钱快，这点钱不够我花，于是他们就派我出去要赌债。要赌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要心狠手辣，而且出手要迅速利落。

在赌场里赌博的人，都是些商家和生意人，他们去赌场赌博，目的是想捞钱。可是赌场并不是个捞钱的地方，只是个丢钱的地方——往往一个晚上就会输掉数百万，这些人往往是钱没捞到，反欠了一身的赌债。他们输了钱，手头上不会有那么多现款，就开出支票。这些人回去之后，往往越想越气，认为输钱是有人在搞鬼诈骗，所以开出来的支票经常不能兑现。

开赌场在台湾是违法的，所以也不能照一般法律上的手续去向他们要债。但是赌场老板也自有一套办法，教你赖也赖不掉。他们会派三五个人，拿着这些票子，去那些人的公司或家里要。我们并不直接追到他们家里面，因为怕他们去报警，告我们勒索或抢劫。我们多半是躲在那人家附近，有时要等上一天，因为对方会想尽办法躲我们。当看见他回来，就把他带到车上或山上，逼他还钱。若他推托不还，我们不是在他肚子上打上几拳，就是在他腿上刺上一两刀，非把他吓得跪地求饶，立刻设法还钱不可。

通常120万的债，能要到七八成就算不错了，这样大约有90万左右。在90多万当中，赌场老板拿6成，我们拿4成，每人可以分到六七万。一天只要能要到一笔债，就吃喝不尽了。无怪乎黑社会的人许多都是开进口汽车，戴劳力士表，出入夜总会和酒吧。我那时候还没有坐过牢，不知道犯法的严重性，心里想，反正已经是个通缉犯，再多犯一两个案子也没有关系。所以我在青龙手下那段时间，可以说是穷凶极恶，无所不为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警察对帮派越来越注意，有一次来了个铁腕大突击，实施“捕鼠项目”行动，几个大赌场先后被破获。青龙也落网了，被送到苦窑(监狱)里去。我们这些小喽自然各作鸟兽散。我看苗头不对，就和戴嘉龙由台北逃到台中。在台中，我遇到一个过去在陆军官校的同学林颂年，他因行为不检点被军校开除。但他头脑很聪明，而且能画一手好画。当时我手头上还有一点钱，就在台中过了一段日子。后来我想要一辆机车当交通工具，钱却快花完了，买不起。林颂年说他有办法。原来他会制造一种万能钥匙，可以打开任何机车。我就请他帮帮忙，替我去弄两辆机车来。他借了些工具，制造出一把万能钥匙。一天，我跟他一起去台中公园，偷了一辆山叶150CC和一辆铃木350CC重型车。我和戴嘉龙就一人骑一辆，离开了台中。

那时觉得再也无法在台湾待下去了，因为台湾地方不大，是个海岛，法律又是那么严密，即便是三头六臂，也休想永远逍遥法外，总有落网的一天。倒不如想办法偷渡到海外去，另辟新天地。于是我和戴嘉龙商量好，决定偷渡去香港。

我们先到嘉义，那里有我两个过去在省立板中的同班同学，也是拜把兄弟：陈一鸣和李可仁，他们后来插班到了省立嘉义中学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一起吃饭、聊天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第二天要南下，他们就连课都不想上，要和我们一起去环岛旅行。我又对他们说，我们其实是要想办法在高雄找船偷渡出海，可他们还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南部走走。

于是，我们4个人一起南下，经台南到高雄，再由高雄到旗山，去东港码头找过去一个熟识的船员接头，想办法出海。但问了偷渡的价钱后才发现，以当时我们的状况来说，身上根本拿不出这笔钱。考虑再三，决定还是得先回台北去想办法弄点钱。何况这次偷渡，说不定永远都回不来了，应该先回家看看。

我们离开旗山，到了嘉义之后，陈一鸣就说：“你们既然都要出国，车子留在这里也没用，可否送给我们两个人? ”

我想想，也好，这两辆机车是偷来的，留在身边就是祸，还不如早早打发掉。于是就把两辆机车交给他们，改搭火车去台中，晚上住在林颂年的家里。

[1] [2] [3] 下一页